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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玉田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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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外古代审美演变之比较
时间：2009-2-11 17:34:00 点击次数:2217 |
中外古代审美演变之比较
审美观念是文明社会的价值体系一个核心部分。审美文化可转换为价值系统、道德秩序和社会博弈。古代希腊鼎盛时期的审美取向极为阳刚壮美，将人的崇高、智慧、健壮、豪情、意志、英雄升华到神化地步。包括古希腊的悲剧仍然反映了崇高壮烈的激情。壮美的内在张力无不体现了父权初始时代的文化特种和审美取向。伴随着文明的演进和父权文化的发达，和平与战争，强悍与文弱，稳定与混乱；这些均与审美的精神实质存在互相作用的关系。不如说，审美是促进一种文明的死亡与新生的推进器。
今天希腊人、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均出现男子女性化的性格表现。从审美倾向到举止服饰都相对女性化，均表现出一种花销轻佻的外在风格。或者说：它是一种审美文化的内质变异。而且，这些民族均在封建文明阶段取得辉煌成就。这里应该看到，封建社会和贵族阶级的衰落是历史的必然，他们的养尊处优、豪华奢侈、风流多情的生活方式，导致审美意识的变异。历史上，一些文明社会在野蛮部族所政府，当一个野蛮民族拥有主宰政权之后，便受被征服者的同化渗透，并最终走向衰落。罗马人在秘密考察希腊时，对雅典社会的奢华萎靡表示不屑，然而，当它成为赫赫帝国时，同样步入希腊人的后尘。如统治着中国后期的蛮夷少数民族；他们都无不例外被汉人同化，在审美观念最先被渗透，最终导致他们丧失雄威戎马的民族天性。罗马人和马其顿人也不例外，正如史家所说：罗马征服了希腊，希腊同化了罗马。法国贵族一个个都是脸上抹粉粘痣，服饰华丽花哨，举止轻浮调皮和装腔作势，这些使法兰西走下历史神坛的前步。有人把斯丹达尔誉为“一位为男性而写作的男子汉”，而我们看到《红与黑》和《巴拉马圣母院》中男主人公都是那种娇柔十足。
人类在封建后期，其哲学与政治上都倾向道德中和，而审美文化主调是典雅与柔和，贵族生活方式也由和平与富足走向衰落，审美柔化便是一种衰微现象特征。换言之，阴柔之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古老文明帝国的衰微与死亡。古代中国或罗马帝国的后期都应证了这一审美质变关系。中国从魏晋到隋唐时期审美文化已明显倾向幽柔的方向，到了宋明定型时代，不论是外在的中和或豪放，阳刚和壮美均失去必要社会依托和价值支撑。
壮美古风时代的希腊，尚武精神和英勇好斗似乎刺激着爱琴各城邦的血腥嗜好，那种阳刚张力发展到极致，近乎残酷和野蛮：一个男子必须从小从事体育与武艺锻炼，学习跑步、竞走、掷铁饼、搏斗等。每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都是希腊各城邦最为盛大的活动，包括当时的雕塑与文学均充分描绘健儿的发达肌肉和英雄形象，优胜者可以享受最高的荣誉，包括其家乡和亲友在内，尤为英雄的母亲，因为古希腊人认为只有身体强健的母亲生下健壮威武的后代。
再如古希腊的第二城邦和最后胜利者的巴达社会，婴儿一出生就抱到长老那里接受检验，如长老判定为不健康婴儿就被抛到荒山野外；其次，母亲用烈酒给婴儿洗澡，如有抽风或昏迷就证明该婴儿体质不强，难以成长为良好的战士，往往任其死去。斯巴达人还培养孩子从小英勇好斗、坚忍意志，冒险精神，用饥饿、孤独、黑暗、鞭打等手段把孩子锻炼成一位未来合格的战士。斯巴达成年男子，求饶、痛喊、任性、多话是斯巴达男子一种耻辱。当波斯帝国发动第二次大规范入侵希腊时，在温泉关与仅有三百人斯巴达军队相遇，双方一场血战，波斯人战胜，斯巴达人无一幸存，而波斯人却付出两万条战士性命的惨重代价。波斯的统帅薛西斯对于宁死不屈的斯巴达勇士深为惊讶地问：“斯巴达人是不是都是这样的？”据说，波斯人在打扫战场时只找到了298具斯巴达人的尸体。原来，有两个没参战的斯巴达人，一个是因害眼病，另一个是因奉命外出。战后，这两人回到斯巴达遭到家乡人的鄙视和吐弃，其中一个因不堪辱而自杀；另一个在后来的战斗中牺牲，但巴达人仍然拒绝把他安葬在光荣战死者的墓地中。可见古希腊人尚武之风和英勇精神达到刚性的极致。
中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。文明初始极为强调雄壮阳刚之美，发展到后来的阴柔秀气之美。符合父权文明的健康审美，那就是男子天性的强壮体魄与英勇气质，女人则相反，它符合自然与文明的演变规律。实事上，中国文明与审美文化出现中和柔美的特质，均在长期文明与稳定环境中所导致变异，每一个王朝处于极度虚弱与败落之时，其审美的女性化特征均出现极致程度，宋明末期便是最典型范例。
对中国后期文明最具有深远影响的哲学思想，除了儒家之外，还有道家哲学，两者构成中国人的精神双翼。道儒之说虽有相斥出入，但两家学说都推崇中和与阴柔为“极致高明”。老子哲学中的“柔弱胜刚强”；“天下莫柔弱如水，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，以其无以易之。弱之胜强，柔之胜刚，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”；“人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坚强。草木之生也柔脆，其死也枯槁。故坚强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”；“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坚” 和“物极必反，阴极比返阳、阳极必返阴” 的思想，无形中将阴柔之美推向高明极致的价值境界。这些近似“不为天下之先”的中庸思想，基本是儒家的核心思想；《诗，商颁》“不刚不柔，敷政优优” ；《尚书》“三态：一曰正直，二曰刚克，三曰柔克。……潜沉刚克，高明柔克”；《左传》商书曰说“沉渐刚克，高明柔克”。
那么，从民间口承传载的《诗》中，类似象“硕人俣俣，公庭万舞；有力如虎，执辔如组”的句子，不仅比比皆是，几乎将男子阳刚之美，上升的审美价值的顶点。先前文学所传达出早先审美观念的阳刚气质，完全有别后来的阴柔文化性格。难怪后世道学家对《诗经》的粗野、淫乱表示不为满意，尤为理学程朱对《诗经》批评甚力，痛斥《国风》满是“淫奔者之辞 ”和《郑风》中的女人没有羞耻之心。而事实上，《诗经》中不仅讴歌男子壮美和女子柔美，对男女生命的健康之美，做了一种审美价值的肯定。
自汉唐之后，中国的男子刚健之风日益衰微，在生理与心理均现出一种柔化娇态，几乎未老先衰，即便体壮也心衰，女性化成了中国后一千余年的审美主流倾向。被广为赞赏的诗词文学作品，充满了哭哭啼啼与叹息呻吟之声。故此，有人认为中国文学史是一部“哭经”，从屈原到杜甫均不例外；陈子昂的“独怆然而泪下”到曹雪芹的“一把辛酸泪”；再如被词家推崇的李后主则哭得一塌糊涂。人们所倾慕的美男子竟是一色阴柔女性模型，如戏剧中理想化和标准化的美男子，压根儿无法直接由男子担演，均可女声女身取而代之。反之，男子可演花旦女角。这一切都说明了中国文明内在质变过程中，引发审美现象的反应。其中，文艺与哲学、道德与价值均蕴藏审美意识的内质要素，审美取向在一定程度决定了一个民族或一种文明的盛衰命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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